三嵎介东西蜀之间，雄秀而峻极，士生其中，大抵庄靖笃实，而文亦如之。自入国朝，以勋劳名节著见者，代有其人。至于居言语风议之官，而正色不回，有殒无贰，使人望其风棱如与三嵎并立者，则余于陈、员二公为有感也。盖司谏陈公纯益以正论救时于封国之始，而太史员公显道以忠言辅上于乾道之际，流风馀韵，士皆宗之。然陈公之文，今不尽见，独封章之载《书右录》者仅存一二，推此志也，虽与日月争光可也。若员公之文则传者众矣，高古简严，惟陈言之务去，极其所就，必欲至杜、韩而后止，李、柳而降，非所愿也。然余之所以重公者，岂独文而已哉？当公在馆学时，国有大议，凡掌谏诤、司出纳、与夫执简立柱者所不敢言，而公独言之。归附既留而垂遣，󲇪御因逐而旋召，均输久废而骤复，此三者皆上意所深向，朝廷所必行，而公上不负明主，下不阿所好，矢笔尽言，囊封亟上，虽斥逐致死而不悔也。余尝奉诏增辑中兴以来放失旧闻，因得公谏草而读之，为之三复流涕，不能已也。然则余之所有感于公者，岂独文乎哉？公没垂六十年，而心传猥以非才，误膺招聘，朅来成府，访别父兄，过公旧庐，低回而不忍去。公之孙荣祖出公遗稿示余，求为之序。余于公既所深慕，而先大夫荷公之知，又为有素，因而不复辞，特著其大节如此。使后之生三嵎者，全其所钟雄秀峻极之气，庄靖笃实必如前人，而后于斯文为无负，尚公之志也。始公未仕时，屏居郡之九华山，自号九华子，后人因以名其文。然传于世者，视今书才十七，盖犹有所避就，既历五纪而后全书出焉。公名兴宗，官著作郎、兼国史编修官、实录院检讨官。当修阜陵书时，史无专官，类以百司所报为准，故公之言与事略不少见。今方举而重修之，会有知史法者表出之云。宝庆三年岁次丁亥夏四月哉生霸，越五日丙辰，僰道李心传序。

二年七月，入对于临安行在所，上曰：「闻卿大名，渴于相见，何为累召不至」？公再拜辞谢，进曰：「臣闻保国必先定计，定计必先定都，建都择地必先设险，设险分土必先遵制，制国以守必先恤民。夫国之有斯民，犹人之有元气，不可不恤也。除乱贼，选县令，轻赋敛，更弊法，省官吏，皆恤民之事也。而行此有道，必先立政，立政有经，必先核实，核实者是非毁誉各不乱真。此致理之大要也。是非核而后赏罚当，赏罚当而后号令行。人心顺从，惟上所命，以守则固，以战则胜，以攻则服，天下定矣。然致此者顾人主志尚何如耳。尚志所以立本也，正心所以决事也，养气所以制敌也，宏度所以用人也，宽隐所以明德也。具此五者，帝王之能事备矣。乞以《核实》而上十有六篇付宰臣参酌施行」。上劳问甚渥，公退而就职。居旬日再见，以疾恳求去位，上曰：「闻卿深于《春秋》，方欲讲论」。遂以《左氏传》付公点句正音，公奏曰：「《春秋》乃仲尼亲笔，门人高弟不措一词，实经世大典，见诸行事，非空言比也，义精理奥，尤难窥测。今方思济艰难，岂宜虚费光阴，耽玩文采？左氏所载师春等书及诸国交兵曲折，尚涉繁碎，况于其他？陛下必欲削平僭暴，克复宝图，使乱臣贼子惧而不作，莫若储心仲尼之经，则南面之术尽在是矣」。上称善。八月一日转对，奏曰：「臣扶疾造朝，备位琐闼，亦既经月。凡所书读，多是臣庶整会升降资给，事涉细微，少有论駮，虚度时刻，愧溢颜面」。复详论定计、建都、设险三事。上寻命除公兼侍读，专讲《春秋》。时讲官四人，援例乞各专一经，上曰：「他人通经，岂胡某比」？不许。公乞在外编集成书，仰备乙览，不敢当讲席，章再上，不允。未及卒辞，会除故相朱胜非同都督江淮荆浙诸军事，公上奏曰：「谨按胜非与黄潜善、汪伯彦同在政府，缄默附会，循致渡江，至今人心追恨未泯，南狩仓皇，国势岌岌。凡下诏令，当本至公，以收溃散之情，冀安天步，乃称尊用。张邦昌结好金国，许其子孙皆得录叙，沦灭三纲，天下愤郁。若谓事由潜善，己不预知，此大事也，亦可从乎？及正位冢司，苗、刘肆逆，贪生苟容，辱逮君父，故七月八日圣旨以其『荷国重任，不卫社稷，式遏凶邪，不如欧阳脩所称断臂妇人之节』，其责词曰：『凶意已行，乃援唐襄王之故事；逆谋先定，共推晋太后之前闻。在君可移，于国何有』？以此观胜非其忠邪贤否，断可见矣。方今强敌凭陵，叛臣不忌，沿江都督极天下之选。用人得失，系国安危，深恐胜非上误大计」。胜非改除侍读，召赴行在。左相吕颐浩以公既有论列，不复经由，遂命检正官黄龟年书行，公上奏曰：「由臣愚陋，致朝廷过举，侵紊官制，隳坏纪纲。孟子曰：『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』。臣待罪五旬，毫发无补，既失其职，当去甚明。况胜非系臣论列之人，今朝廷乃称胜非处苗、刘时能调护圣躬，即与向来诏旨责词是非乖异。昔公羊氏以祭仲废君为行权，先儒力排其说，盖权宜废置非所施于君父。《春秋》大法尤谨于此。自建炎改元，凡失节者，非特释而不问，又加进擢，习俗既成，大非君父之利。臣蒙睿奖，方俾以《春秋》入侍，而与胜非为列，有违经训。倘贪禄位，不顾旷官，纵臣无耻，公论谓何」？初，吕颐浩都督江上还朝，欲去异己者，未得其方，过姑苏，太守席益谓之曰：「目为朋党可矣，然党魁在琐闼，当先去之」。颐浩大喜，力引胜非为助，而降旨曰：「胡某屡召，偃蹇不至，今始造朝，又数有请。初言胜非不可任以同都督，改命经筵，又以为非，岂不以时方艰难，不肯致身尽瘁，乃欲求微罪而去？其自为谋则善矣，百官象之，又如国计何？可落职提举建昌军仙都观」。实八月二十一日也。是夕彗出东南，右相秦桧三上章乞留公，不报，即解相印去位。侍御史江跻上疏极言胜非不可用，胡某不当责。右司谏吴表臣上疏言：「胡某扶疾见君，亦欲行其所学。今无故罪去，非所以示天下也」。奏皆寝。颐浩即排根黜给事中程瑀、起居舍人张焘及跻等二十馀人，云应天变除旧布新之意，台省一空，胜非遂相。公登舟稍稍溯流，三日而后，行次衢、梁访医，留再旬。至丰城寓居，又半岁，乃渡南江而西，休于衡岳，买山结庐，名曰书堂，为终焉计。寅被召造朝，公戒之曰：「凡出身事主，本吾至诚恳恻、忧国爱君、济民利物之心。立乎人之本朝，不可有分毫私意。议论施为，辞受取舍，进退去就，据吾所见义理上行，勿欺也，故可犯至诚而不动者矣。不诚，未有能动者也。善人君子吾信重之，不轻慢之，恶人小夫吾悯怜之，不憎恶之。天下事犹一家，如仲举于甫节，元规于苏峻，皆怀愤疾之心，所以误也。诸葛武侯心如明镜，不以私情有好恶也，故黄皓安于卑贱而不辞，李平、廖立甘于废黜而不怨，马谡入幕上宾，流涕诛之不释也。孔明此心，可为万世法」。观公室中所以戒其子者如此，则其自为者可知矣。河南尹焞闻公进退大致，语人曰：「斯人可谓闻而知者矣」。翰林徐俯侍读《春秋》，荐公曰：「道术有在，公论所归，臣敢蔽贤不报」？初，王荆公以《字说》训释经义，自谓千圣一致之妙，而于《春秋》不可以偏傍点画通也，则诋为断烂朝报，废之，不列于学官。下逮崇宁，防禁益甚。公自少留心此经，每曰：「先圣亲手笔削之书，乃使人主不得闻讲说，学士不得相传习，乱伦灭理，用夷变夏，殆由此乎」！于是潜心刻意，备徵先儒，虽一义之当，片言之善，靡不采入。岁在丙申，初得伊川先生所作传，其间大义十馀条，若合符节，公益自信，研穷玩索者二十馀年，以为天下事物无不备于《春秋》。喟然叹曰：「此传心要典也。推明克己修德之方，所以尊君父，讨乱贼，存天理，正人心者必再书屡书，恳恳致详，于是圣人宏规大用，较然明著，读而味之，犁然当于人心」。翰林朱震久从公游，方侍讲此经，欲见公所著，公曰：「某之初学也，用功十年，遍览诸家，欲多求博取，以会要妙，然但得其糟粕耳。又十年，时有省发，遂集众传，附以己说，犹未敢以为得也。又五年，去者或取，取者或去，已说之不可于心者尚多有之。又五年，书向成，旧说之得存者寡矣。及此二年，所习似益察，所造似益深，乃知圣人之旨益无穷，信非言论所能尽也。今幸圣上笃好，要当正学以言，不当曲学以阿世。子发其勉之。先儒有制作以俟圣汉之语，其不见排诮几希」。绍兴五年二月，除徽猷阁待制、知永州，公辞以「摈斥三载，未能寡过，不敢当次对之除，不习吏事，年衰病剧，不能胜共理之寄」。诏曰：「胡某经筵旧臣，引疾辞郡，重悯劳之。可特从其请，差提举江州太平观，令纂修所著《春秋传》，候书成进入，以副朕崇儒重道之意。仍给吏吏笔札，委疾速投进」。公尝谓宫观之设本以养老优贤，非因辞职不欲请，非获谴不欲受也，及此除乃谢曰：「谨修有用之文，少报无功之禄」。即自为工程，再加订正，然后缮写奏御，凡十馀万言。上屡对近臣称道，谓深得圣人之旨，非诸儒所及也。除提举万寿观兼侍读，委潭州守臣以礼津遣，金书疾置，召旨甚驶，宰相以事不自己出，形于言。谏官陈公辅方上疏力诋程氏，公上奏曰：「臣忝预从臣，职当次对。虽婴疾疹，尚窃祠宫。苟有见闻，自当论奏。伏见元祐初宰臣司马光、吕公著急于得人，首荐河南处士程颐，言必忠信，动遵礼义，实儒者之高蹈，圣世之逸民，乞加召命，擢以不次，矜武士类，裨益风化。遂自韦布，超居讲筵。而谏臣朱光廷等又奏颐道德纯备，学问渊博，有经天纬地之才，有制礼作乐之具，实天民之先觉，圣代之真儒也。则颐之见知于当世至矣。自颐之司劝讲，不为辨词释解文义，所以积其诚意，感通圣心者，固不可得而闻也。及当官而行，举动必由乎礼，奉身而去，进退必合乎义，其修身行法，规矩准绳，独出诸儒之表，门人高弟莫或继焉。虽崇宁间曲加防禁，学者宗之，不可遏也。近年颐之门人稍稍进用，而士大夫有志利禄者口诵其说，高自标榜，或乃托于词命，妄加褒借，纷然淆乱，莫分真伪，识者忧之。学士大夫植党相非，自此起矣。盖安于王氏者不肯遽变，而道伊洛者多失其传，无以厌服人心，故言者深加诋诮。夫不辨真伪，皆欲屏绝，既已过矣，又及于颐，不亦宜乎」？其言曰：「圣人垂训，无非中庸是也。然中庸之义不传久矣，自颐兄弟始发明之，然后知其可思而得也。不然则或谓高明所以处己，中庸所以接物，本末上下，析为二途，而其义愈不明矣」。又曰：「士大夫当以孔孟为师，亦是也。然孔孟之道不传久矣，自颐弟兄始发明之，然后知其可学而至也。不然，则或以诸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之书资口耳以干利禄，愈不得其门而入矣。今欲使学者蹈中庸，师孔孟，而禁使不得从颐之学，是犹欲纳之室而使不得由户也。夫颐之文，于《易》则由理以明象，而知体用之一原；于《春秋》则见诸行事，而知圣人之大用；于诸经、《语》、《孟》则发其微旨，以示求仁之方、入德之序。然则狂言怪语，淫说鄙喻，岂其文也哉！颐之行，其行己接物则忠诚动于州里，其事亲从兄则孝弟显于家庭。其辞受取舍，非其道义则一介不以取与，至人虽禄之千钟，必有不顾也，其馀则亦与人同耳。然则幅巾大袖，高视阔步，岂其行也哉！本朝自嘉祐以来，西都有邵雍、程颢及其弟颐，关中有张载，皆以道学德行名于当世，公卿大夫之所钦慕而师尊之者也。会王安石当路，重以蔡京得政，曲加排抑，其道不行，深可惜也。愿下礼官讨论故事，以此四人加之封号，载在祀典，比诸荀、扬、韩氏，仍诏馆阁搜集其遗书，委官校正，取旨施行，便于学者传习，羽翼圣经，使邪说者不得乘间而作，而天下之道术定，岂曰小补之哉」！奏既入，溺于王氏学者喧然。于是公辅及中丞周秘、侍御史石公揆承望宰相风旨，谓公学术颇僻，行义不修，章疏交上，除知永州。公辞，复除提举江州太平观。久之，诸言者皆罪斥，除公宝文阁直学士，赐银绢三百疋两，公辞，诏曰：「朕悯邪说之诬民，惧斯文之坠地，肆求鸿硕，爰命纂修。卿发心要之未传，洞见天人之阃奥，明圣师之独断，大陈治乱之权衡。俾给札于上方，旋观书于乙夜。往承朕意，勿复固辞」。公常念故乡宗族贫不能自给，逮受此赐，即付犹子宪买田于先庐傍，岁时修祀曾高丘垄，施及亲属，以疏戚为差。方公之奉诏纂修也，虽寒暑不少懈，毕精竭虑，殆忘寝食，疾遂日增。至是上章谢事，以绍兴八年四月十三日殁于书堂正寝，享年六十有五。遗表上闻，诏赠四官，赙银绢二百疋两。公积阶至朝奉郎，靖康登极覃恩转朝散郎，致仕转朝请郎，至是赠左朝议大夫。继又降诏旨云：「胡某《春秋义》著一王之大法，方欲召用，遽闻沦亡，特赐银绢三百疋两，令本路转运司应副葬事，仍赐田十顷，以恤其孤，他人不得援例」。公卿大夫士莫不为时嗟悼，形于文词以祭公而挽其葬，惜公迄不大用，佐天子成拨乱反正之功也。公见善必为，为必要其成，知恶必去，去必除其根。强学力行，以圣人为标的。初登科，同年燕集微有酒，自是终身饮不过量。尝好弈，令人曰：「得一第，事业竟耶」？遂终身不弈。为太学官，同僚为谋买妾，既卜姓矣，叹曰：「吾亲待养千里之外，何以是为」？亦终身不复买也。奉使湘中日，出按属部，过衡山下，爱其雄秀，欲登览，已戒行矣，俄而止曰：「非职事所在也」。它日二亲欲游，亦以是告，中大及令人喜曰：「尔周慎如此，吾复何忧」？晚岁居山下五年，竟亦不出。平生不乐近城市，寓居必深静之所。逢佳树清流，辄扶筇拂石，徘徊而后去。风度凝远，萧然尘表，视天下万物无一足以婴其心者。言必有教，动必有法。燕居独处，未尝有怠容慢色。尤谨于细行，麟经之外，《语》、《孟》、《易》、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中庸》、《资治通鉴》周而复始，至老孜孜，常不自足。每子弟定省，必问其习业，合意则曰：「士当志于圣人，勿临深以为高」。不则嚬蹙曰：「流光可惜，无为小人之归」。戚属后生艰难穷阨，但勉以进修，使动心忍性，不为濡沫之惠。士子问学，公教之大抵以立志为先，以忠信为本，以致知为穷理之门，以主敬为持养之道，开端引示，必当其才，训厉救药，必中其病，每诵曾子之言曰：「君子爱人以德，细人爱人以姑息」。故未尝以辞色假人。近世士风奔竞，惟事干谒，公在琐闱，虽抱羸疾，接纳无倦，随其品历，访以四方利病。于容貌颜色辞气间，消人贪鄙，有欲启口请托者，必忘言而去。壮年尝观释氏书，亦接禅客谈话，后遂屏绝。荅赣川曾几书曰：「穷理尽性，乃圣门事业，物物而察，知之始也。一以贯之，知之至也。无所不在者，理也。无所不有者，心也。物物致察，宛转归己，则心与理不昧，故知循理者士也。物物皆备，反身而诚，则心与理不违，故乐循理者，君子也。天理合德，四时合序，则心与理一，无事乎循矣，故一以贯之，圣人也。子以四端五典每事扩充，亦未免物物致察，犹非一以贯之之要，是欲不举足而登泰山，犹释氏所谓不假證修而语觉地也。四端固有非外铄，五典天叙不可违，在人则一心也，在物则一理也，充四端可以成性，惇五典可以尽伦，性成而伦尽，斯不二矣。学佛者其语则欲一闻便悟，其行则欲一超直入，纵有是理，必无是人。如舜可谓上上根矣，然犹好问，犹察言，犹取诸人以为善，独闻斯行之若决江河，与人同耳。今以中才欲了此事，不从博学审问、慎思明辨、笃行以求之，则亦何以异于谈饮食而欲疗饥渴乎？释氏虽有了心之说，然知其未了者，为其不先穷理，反以理为障，只求见解，于作用处全不究意也。以理为障而求见解，故穷高极大而失其居，失其居则惑人也，故无地以崇其德，至于流遁，莫可致诘。于作用处全不究意，故接物应事，颠倒差谬，不堪点检。圣门之学，则以致知为始，穷理为要，知至理得不昧本心，如日方中，万象毕见，则不疑其所行，而内外合也。故自修身至于天下、国家，无所处而不当矣。子又曰四端五典起灭心也，有所谓自本自根，自古以固存者。夫自本自根自古以固存者，即起灭心是也。不起、不灭心之体，方起、方灭心之用。体用一源，显微无间，能操而常存者，动亦存，静亦存，虽百起百灭，心固自若也。放而不知求者，静亦亡，动亦亡，燕居独处，似系马而止也。事至物来，视而不见，听而不闻矣。是以善学者动亦察，静亦察，无时而不察也。持之以敬，养之以和，事至物来，随感而应，燕居独处，亦不坐驰，不必言致其精明，以待事物之至也。子又谓充良知良能而至于尽，与宗门要妙两不相妨，何必舍彼取此，则非某之所敢知也。夫良知不虑而知，良能不学而能，此爱亲敬长之本心也。儒者扩而充之，达于天下，立万世之大经，经正而庶民兴，邪慝息矣。释氏则指此为前尘，为妄想，批根拔本，殄灭人伦，正相反也，而谓不相妨，何也？孔子曰：『道不同不相为谋』。恶似是而非者，差之毫釐，谬以千里，故善学之君子，慎所取焉」。公精识强记，无所不知，而与人谈论，气和词简，若中无所有者，故未尝失色于人，亦未尝失言于人。仕止久速由道据义，行心之所安。其欲出也，非由劝勉，其欲去也，不可挽留。朱震被召，问出处之宜，公曰：「子发《学》易二十年，至有成说，则此事当素定矣。世间惟讲学论政，则当切切询究。若夫行已大致，去就语默之几，如人饮食，其饥饱寒温必自斟酌，不可决诸人，亦非人所能决也。某之出处，自崇宁以来皆内断于心，虽定夫、显道诸丈人行，亦不以此谋之，而后亦少悔。浮世利名，真如蠛蠓过前，何足道哉」！定夫，游公酢；显道，谢公良佐也。与杨公中立皆程门高弟。公之使湖北也，杨尚为府教授，谢为应城宰，公质疑访道，礼之甚恭。来见而去，必端笏正立目送之，僚属惊异，吏民耸观。邹公浩闻之，叹曰：「将军北面帅师降敌，此事人间久寂寂」。谢公尝语朱震曰：「胡康侯正如大冬严雪，百草萎死，而松柏挺然独秀者也」。从游三君子之外，则河清刘奕君曼、开封向子韶和卿、赣上曾开天游、荆南唐恕处厚及朱震子发，情义最笃者也。又尝曰：「四海神交，惟君曼一人」。且称其有相业云。平居尚论古人，自两汉而下，则以诸葛武侯为首，于本朝卿相则以李文靖、韩忠献为冠，言必称之。每语学者曰：「学以能变化气质为功」。公性本刚急，乃其老也，气宇冲澹，容貌雍穆，若无喜怒者，即之和乐而有毅然不可犯之象，望之严威而薰然可亲。年寖高矣，加以疾病，而谨礼无异平时。每岁酿酒一斛，备家庙荐享，造曲蘖，治秫米，洁器用，节齐量，无不躬视。于其祭也，沐浴盛服，率子孙诸妇各执其事，方享则敬，已祭必哀，济济促促，如祖考之临之也。礼成，置酒五行，分胙内外，虽乱离迁次，衣食或不给，而奉先未尝阙。由少至老，食不过兼味。疾病中值岁大旱，所居岑寂，膳羞不可致。子弟或请稍近城郭，便药饵，公曰：「死生有命，岂以口体移不赀之躯哉」！躬耕漳滨二十馀年，所仰以卒岁者，一旦废于盗寇，闻之容色无变，若未尝勤力其中也。惟问丘坟，则泫然流涕。虽转徙屡空，取舍一介，必度于义，饥不可得而食，寒不可得而衣。自登第逮休致凡四十年，在官实历不登六载，虽数以罪去，其爱君之心远而逾笃。每被召，即置家事不问，或通夕不寐，志在康济艰难。见中原陷没，百姓涂炭，若疾痛之切于身也。然宦情如寄，道有不合，色斯举矣。侯无可诸孙，冲良有祖风，言必称二程先生，他无所许可。后至漳滨，瞷公言行，日月淹久，不觉叹服，语同志曰：「某以为志在天下，视不义富贵真如浮云者，二先生而已，不意复有斯人也」。常服浣濯纫补，或至二三十年，岁不必随有所增制，远适亦以自从，谓子弟曰：「不使汝等有仓卒不办之忧」。年既六十，即命造束身椑，自授尺寸，岁一漆之。得疾不能阅书，命子宏取《春秋说》诵于前，间一解颐而笑。时结庐犹未成，独戒宏曰：「当速营家庙，若祭于寝，非礼也」。二弟问疾，泣而抚之。至于诸子，则正容曰：「事兄友弟」。遂不复语，泊然委顺。敛以深衣，不用浮屠氏，皆治命也。初娶李氏，继室王氏，皆赠令人。子三人：长寅，左奉议郎、试尚书礼部侍郎兼侍讲。次宁，右承务郎、行尚书祠部员外郎。季宏，右承务郎。女申，适迪功郎、监潭州南岳庙向沈，其父即和卿也。孙大原，右承务郎。公没五年之后，始生大经、大常、大本、大壮、大时。公少时有作为文章立名后世之意，其后笃志于天人性命之学，乃不复作。故召试，辞免之奏曰：「少习艺文，不称语妙。晚捐华藻，才取理明。既觉昨非，更无馀习」。文集十五卷，皆不得已而应者，靡丽无益，一语不及。每患史传浩博，学者不知统要，而司马公编年《通鉴》正书叙述太详，目录首尾不备，晚年著《举要》历八十卷，将以趋详略之中矣，然尚有重复及遗缺者，意司马公方事笔削，入秉钧轴，寻薨于位，不得为成书也。遂略用《春秋》条例，就三书修成一百卷，名曰《资治通鉴举要补遗》，自为之序，以广司马公愿忠君父、稽古图治之意。诸孤以其年九月一日葬于潭州湘潭县龙穴山，令人王氏祔焉。从臣建言：「公当蔡氏专权，弃官不仕，归养膝下，左右无违。靖康、绍兴出入禁闼，正义直指，风节凛然。方《春秋》大禁之时，慨然忧世，心无二虑，穷源阐奥，学遂显行，其功不在先儒之下。昔人有一节可称，犹褒之以谥，列诸史传，况如某孝于亲忠于君，好学不倦，身死而言立，可不饰其终乎」？诏下礼官议，礼部太常官合议曰：「谨按谥法，道德博文曰文，纯行不差曰定，请谥为文定」。制曰：「朕悯士大夫高爵禄而下礼义，尚权势而薄廉耻。祸败之衅，职此之由。惟予近臣守死善道，服仁体义，老而不衰，生多显名，没有遗美，顾此褒恤，岂限彝章？具官某以名世杰出之才，探千载不传之学，穷《春秋》奥旨，续前圣微言，旁贯诸经，网罗百氏，优游餍饫，久自得之。不可以势利回，不可以威武屈，近代以来，数人而已。是用致尊名之义，广崇德之风，以训后人，以明吾志。凡尔有学，尚克继之。可赐谥曰文定」。盖非常格也。绍兴十有九年，郊恩赠左大中大夫。惟公道学溥博浑深，不可涯涘，追究平生言行，反覆订正，凡十有五年，粗能成章，以备太史氏采择，且求志于有道立言之君子，传诸永世。谨状。

竹尺一枚，烦以夏至日依古法立表以测其日中之景，细度其长短。示及《孟说》，正欲烦订正，俟见面纳。向来数书所讲，亦并俟面论。但显道记忆语中数段，子细看皆好，只「太山顶上已不属太山」，此但论道体之无穷，而事业虽大，终有限量耳。故下文云云，意可见矣。钦夫春来未得书，闻岁前屡对，上意甚向之。然十寒众楚，爱莫助之，未知竟何如耳。郑丈至诚乐善，当时少比，必能相亲。其德器粹然，从容厚重，亦可佳也。

熹承谕向来为学之病，足见高明所进日新之盛。一方后学，蒙惠厚矣。然以熹观之，则恐犹有所未尽也。盖不务涵养而专于致知，此固前日受病之原；而所知不精，害于涵养，此又今日切身之病也。若但欲守今日之所知而加涵养之功以补其所不足，窃恐终未免夫有病，而非所以合内外之道。必也尽弃今日之所已知而两进夫涵养格物之功焉，则庶乎其可耳。盖来书所论，皆前日致知之所得也，而其病有如左方所陈者，伏惟幸垂听而图之。

夫太极之旨，周子立象于前，为说于后，互相发明，平正洞达，绝无毫发可疑。而旧传图、说皆有缪误，幸其失于此者犹或有存于彼，是以向来得以参互考證，改而正之。凡所更改，皆有据依，非出于己意之私也（旧本图子既差，而说中「静而生阴」，「静」下多一「极」字，亦以图及上下文意考正而削之矣。）。若如所论，必以旧图为据而曲为之说，意则巧矣。然既以第一圈为阴静，第二圈为阳动，则夫所谓太极者果安在耶？又谓先有无阳之阴，后有兼阴之阳，则周子本说初无此意，而天地之化似亦不然。且程子所谓无截然为阴为阳之理，即周子所谓互为其根也。程子所谓升降生杀之大分不可无者，即周子所谓分阴分阳也。两句相须，其义始备。故二夫子皆两言之，未尝偏有所废也。今偏举其一，而所施又不当其所，且所论先有专一之阴，后有兼体之阳，是乃截然之甚者，此熹之所疑者一也。「人生而静，天之性」者，言人生之初，未有感时便是浑然天理也。「感物而动，性之欲」者，言及其有感，便是此理之发也。程子于《颜子好学论》中论此极详，但平心易气，熟玩而徐思之，自当见得义理明白稳当处，不必如此强说，枉费心力也。程子所谓常理不易者，亦是说未感时理之定体如此耳，非如来谕之云也。此熹之所疑者二也。《知言疑义》所谓「情亦天下之达道」，此句诚少曲折，然其本意却自分明。今但改云「情亦所以为天下之达道也」，则语意曲折备矣。盖非喜怒哀乐之发，则无以见其中节与否；非其发而中节，则又何以谓之和哉？心主性情，理亦晓然。今不暇别引證据，但以吾心观之，未发而知觉不昧者，岂非心之主乎性者乎？已发而品节不差者，岂非心之主乎情者乎？心字贯幽明、通上下，无所不在，不可以方体论也。今曰「以情为达道，则不必言心矣」，如此则是专以心为已发，如向来之说也。然则谓未发时无心可乎？此义程子答吕博士最后一书说已分明，今不察焉而必守旧说之误，此熹之所疑者三也。性善之善不与恶对，此本龟山所闻于浮屠常总者，宛转说来，似亦无病。然谓性之为善未有恶之可对则可，谓终无对则不可。盖性一而已，既曰无有不善，则此性之中无复有恶与善为对亦不待言而可知矣。若乃善之所以得名，是乃对恶而言。其曰性善，是乃所以别天理于人欲也。天理人欲虽非同时并有之物，然自其先后、公私、邪正之反而言之，亦不得不为对也。今必谓别有无对之善，此又熹之所疑者四也。《中庸》鄙说诚有未当，然其说之病正在分晓太过，无复馀味，以待学者涵泳咀嚼之功。而来谕反谓未曾分晓说出，不知更欲如何，乃为分晓说出耶？天命之性不可形容，不须赞叹，只得将它骨子实头处说出来，乃于言性为有功。故熹只以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字言之，最为端的。「率性之道」，便是率此之性，无非是道，亦离此四字不得。如程子所谓「仁，性也，孝悌是用也。性中只有仁、义、礼、智而已，曷尝有孝弟来」？此语亦可见矣。盖父子之亲、兄弟之爱固性之所有，然在性中只谓之仁，而不谓之父子兄弟之道也。君臣之分、朋友之交亦性之所有，然在性中只谓之义，而不谓之君臣朋友之道也。推此言之，曰礼曰智，无不然者。盖天地万物之理无不出于此四者。今以此为倒说，而反谓仁义因父子君臣而得名，此熹之所疑者五也。中和体用之语，亦只是句中少曲折耳。盖中者所以状性之德而形道之体，和者所以语情之正而显道之用。熹前说之失，便以中和为体用，则是犹便以方圆为天地也。近已用此意改定旧语。如来谕所疑，却恐未然。又云中自过不及而得名，此亦恐说未发之中不著。此熹之所疑者六也。至于仁之为说，昨两得钦夫书，诘难甚密，皆已报之。近得报云却已皆无疑矣。今观所谕，大概不出其中者，更不复论。但所引《孟子》「知觉」二字，却恐与上蔡意旨不同。盖孟子之言知觉，谓知此事、觉此理，乃学之至而知之尽也。上蔡之言知觉，谓识痛庠、能酬酢者，乃心之用而知之端也。二者亦不同矣。然其大体皆智之事也。今以言仁，所以多矛盾而少契合也。愤骄险薄，岂敢辄指上蔡而言？但谓学者不识仁之名义，又不知所以存养，而张眉努眼，说知说觉者，必至此耳（如上蔡词气之间亦微觉少些小温粹，恐亦未必不坐此也。）。夫以「爱」名仁固不可，然爱之理则所谓仁之体也。天地万物与吾一体，固所以无不爱，然爱之理则不为是而有也。须知仁、义、礼、智四字一般，皆性之德，乃天然本有之理，无所为而然者。但仁乃爱之理，生之道，故即此而又可以包夫四者，所以为学之要耳。细观来谕，似皆未察乎此，此熹之所疑者七也（晦叔书中论此大略与吾丈意同，更不及别答，只乞转以此段呈之。大抵理会「仁」字须并「义」、「礼」、「智」三字通看，方见界分分明，血脉通贯。近世学者贪说「仁」字而忽略三者，所以无所据依，卒并与「仁」字而不识也。）。夫来教之为此数说者，皆超然异于简册见闻之旧，此其致知之功亦足以为精矣。然以熹之所疑考之，则恐求精之过而反失之于凿也。大抵天下事物之理亭当均平，无无对者，唯道为无对。然以形而上下论之，则亦未尝不有对也。盖所谓对者，或以左右，或以上下，或以前后，或以多寡，或以类而对，或以反而对，反复推之，天地之间真无一物兀然无对而孤立者。此程子所以中夜以思，不觉手舞而足蹈也。究观来教，条目固多，而其意常主于别有一物之无对，故凡以左右而对者则扶起其一边，以前后而对者则截去其一段。既彊加其所主者以无对之贵名，而于其所贱而列于有对者又不免别立一位以配之，于是左右偏枯，首尾断绝，位置重叠，条理交并。凡天下之理势，一切畸○赘剩，侧峻尖斜，更无齐整平正之处。凡此所论阴阳、动静、善恶、仁义等说，皆此一模中脱出也。常安排此个意思规模横在胸中，窃恐终不能到得中正和乐、广大公平底地位。此熹所以有「所知不精害于涵养」之说也。若必欲守此，而但少加涵养之功，别为一事以辅之于外，以是为足以合内外之道，则非熹之所敢知矣。要须脱然顿舍旧习，而虚心平气，以徐观义理之所安，则庶乎其可也。仰恃知照，不鄙其愚，引与商论，以求至当之归，敢不罄竭所怀，以求博约。盖天下公理非一家之私，傥不有益于执事之高明，则必有警乎熹之浅陋矣。

某辱来字，为爱甚具，何敢默乎尔也。闻之夫子曰：「道不远人，人之为道而远人，不可以为道」。故道也者，吾固有之也，吾能始之，能终之，斯为道矣。然则君子之得之也，如之何其始，如之何其终也？必有志焉，不流之谓矣，必有学焉，不怠之谓矣；必有识焉，不杂之谓矣。三者之一于内也，奚往而不一也？志之所一，学斯一焉；学之所一，识斯一焉。识之一则君子无病焉尔矣。充之而动，动则明，明则智，智则圣，率以是而沛乎词，伸乎志，而载乎道者也，异端云乎哉，章句云乎哉？昔孔孟共由者，由此者也，汉已来亡之矣。有曰况者，曰雄者，曰愈者身之矣，斯近之也，卒不至焉，斯病之也，亦曰志焉时流，学焉时怠，识焉时杂也。是则诸子已矣，其可臆也。仆也又出乎千载之后，而起诸深山，而谈寂寞之道，而出九华《辨言》之文，其讥评信否，其庸自几免乎？不亦乐乎吾党之共乐也？乐之在我者也。今也有听不听，后也有传不传，吾何损益之有焉？此公所以欲共乐此乐也。子寿所云诸皆是已，独曰：「未敢有意于文而甚好其道」。斯道也，好之笃则言之章矣，文不外斯也。退之所谓未闻响大而声微也，公其懋焉。

李文潜以胡子《知止斋记》之说谓九华子：「予谓胡子之言固儒矣，乃若经，惟余知之。万物之际乎我也，不知习，习之，皆易我者也。君子有闲焉，窒于众欲斯止矣，止于至善，斯一矣。故善之本在止，而止之本在知。惟水能止众止，坎而止也。惟山不有不止，艮而止也。是止不失其所者也。止乎止，君子知之，斯乐之矣，而无所用其知也。凡性不止不治，善不止不成。孔孟辙环天下，行以止也；一贯浩然，止以行也。嗟夫，文潜二三子，其谁能悉此者乎？二三子勉之」。余至此，余无言矣。乾道己丑重阳，蜀九华子员某书。

蜀有陈子者同杨、刘诸子求见九华曰：「蜀以世道，亦既摘时科矣，而有伤焉。吾甚惭于世学也，革之古始，则是将奈何？先生体此者，其有以语此也」。九华曰：道有今古乎哉？诚之则是，弛之则废矣，二三子知之乎？且动静至极，无物不诚，无诚不形也。今天地与我同本，而我忘本；圣人与我同类，而我不类，我亦安故哉？诚不自诚，则形不自形矣。居然而生，居然而离。天地能成其大，我无成焉；圣人能明其大，我无明焉，则盍返而诚矣？诚如自诚，则非我无至，我实不至。我静而专，以一其志；我微而藏，以固其用。《诗》、《书》六籍，我帙积焉，以决其蔽。求我者，此匮乎？无匮也。如是者本充矣，然圣犹谨乎思诚者与诚者之别也。孟子也者，自知不能孔子，而私淑诸孔子也。扬子也者，自知不能圣哲，而非圣哲之书不好也。是所以为二子也。君子诚充其内，而学一其外，舍二子何之乎？二三子若下三代之学而访道，无吾以也，二三子其懋之。作序言。

问：民之事莫先于农，礼之经莫重于祭。昔之先王亲于南郊，躬帝籍以为民先，以事天地神祇，以供粢盛醴酪，劝力穑而敦本业，盖此道素行也。自周宣不籍千亩，而先王之典制不复见其髣髴。宋兴以来，圣圣相承。明道中，尝行是礼矣，然籍于东郊，神位未正。神考明睿果断，徙于国南，规模宏远，然未遑三推之礼。睿圣嗣兴，绍述先猷劭农之意形于诏旨，孝悌之至通于神明，礼详乐备，莫盛于斯。时籍于千亩，遂诏礼局议其制度矣。则夫土膏兴动之时，协风将至之候，冕而朱纮之礼，秉耒一拨之制，莫不备讲，将新一代之盛典，丕扬烈圣之宏休矣。制度文采，考古而宜于今者，请试陈之（《九华集》卷八。）。

问：古者天子有诤臣七人，自诸侯、卿大夫而下，其数相降以两，是以天子之七人固尝在列矣。然诸侯之有国，卿大夫之有家，诤臣言未之闻焉，况父有诤子，士有诤友者乎？岂夫子徒垂之空言与？抑有国家者置之而不讲与？何以未闻也？然则诸侯之诤臣与夫士之诤友、父之诤子，其施设如何？必班班然见于传，其精忠义气，应有可言者，愿闻之。

问：史有十类，曰偏记，曰小录，曰逸事，曰琐言，曰群书，曰家史，曰别传，曰杂记，曰纪书，曰都邑簿。如山阳公之《记》、蒯氏之《隽永》、姚公《后略》、陆贾《新语》，此偏记者也。萧氏《怀旧志》、卢子《知己传》、戴逵《竹林》之书、汉末《英雄》之记，此小录者也。顾协之《琐语》、谢绰之《拾遗》、和峤之《纪年》、葛洪之《杂记》，此所以窜夫逸事而勿敢逸者也。《世说》说晋臣之世也。林众也，谓之《语林》，记众语也；薮聚也，谓之《谈薮》，此琐言之可尚而不敢遗者也。其次为群书，不徒目也。纪益部曰《益部耆旧》，纪汝南曰《汝南先贤》，纪会稽曰《会稽》，非故私之也，亦不忘本也。其次为家史，谱其家者也，扬雄之《家牒》、商恭之《世传》、孙氏之《语纪》、陆家之《系历》，非窃是名也，所以重祖也。若夫别传、杂记之类，以次皆有法式，自时作之，更唱迭和，不可谓无统主者也（《九华集》卷八。）。

问：史之录实录也，过实则诬，失实则漫，吾不知其为史也。左氏简以法，迁、固虽有法而不简也。迁、固以次，吾无得焉。独欧阳文忠之史，史之巨擘者也。观其序云，自开平终显德凡几年，自河北放江南凡几国，自梁祖至周帝凡几战，及其言贯而不乱，盖其实录也。吾犹有病焉。夫文忠之史五代也，有所谓《忠臣传》者。孔子志《春秋》，及周不及夏、商。《春秋》，周志也，是以夏、商无与焉。本纪五代而及唐，无乃与《春秋》异旨乎？《五代》有所谓杂传，有所谓传。士二其行固杂矣，宜文忠之病此也。必不得已，吾以汉唐为正，其臣且未正也。吾姑以正，名之五代，吾所取正也，而曰杂传，曰传，何也？先儒谓冯道盖有道者，依世寓迹者也，而文忠丑之。夫为史而贬有道者，以不正为正者，以其事为实录者，非诬则漫矣。文忠儒宗，岂诬漫者乎？抑传之失其真乎？或真矣，有不可言，有不可测，愿有以告之。

穿云荷月，游行世表，此段奇事，衲子能办之，诸人不能也。青衣纯师，售用枯寂，此志素具。知九华束舟而东，便欲来踏船，九华曰：「师资思汝甚至，汝欲径去，奈何」！纯师惨惨面江而止，九华甚异之。盖古德谓知恩方解报恩，子能报恩，必能报佛。异时一瓶三篾，相见于江湖之外，赤手欲担荷大事者必子也，子宜勉之。乾道改元，九华子员某书。

九华曰：鉴之观象也，不隐万物之形，故物无遁形；圣人之观物也，不异万物之情，故物无遁情。圣人非好异观乎尔也，天其穹乎亦物也，地其施乎亦物也，万物之物亦物也，人我之相物亦物也。是以圣人不以我观物，而以物观物。既以物观物，则天地之始不异万物之始，万物之始不异一人之始。故曰天地之道万物是也，万物之情一身是也。圣人之善观者能不远物而已矣。人之以物而远人，不可以为善观。圣人则一切致意焉，万物之相埏，悠然出，遂然生，休然止者，是物也。植物之初，受物以形，载物以性，备物以体。形不可尽，故圣人观象以尽形；性不可达，故圣人观理以达性；体不可备，故圣人观数以备体。形也，性也，体也，物之所由起也。象也，理也，数也，所由观物者也。圣人至于是，极矣。

有思则众生相，无思则瓦砾相，必也有思。无思，然后离相。有人于此，不触而思，思而一，即为證道之候矣。悟纯道者，既以纯自名，由悟涉入，当有造于思一者。虽然，纯由悟入，则纯由得而见也。思不离一，一不离思，则三世如来亦觑不著矣。纯勉乎哉！隆兴甲申春二月晦，九华子书。

万世无弊之谓道，诚身以道之谓圣，惟圣有作之谓经。世非道不立，道非圣不明，圣非经是无以为教也。故圣与道与经名之则三，而复通则一。呜呼，其亦可谓重哉！自大道世衰，圣言不作，众说互起，遂使圣人之经句无完说，穿穴駮乱，其去亡几矣。此非经之昧，传经者之言务为天下裂，本训奥义郁郁而不伸之过也。盖六经之作，夫子所以载道。独《论语》之作，门人所以载夫子之道者。世儒不学夫子则已，如学之，必无不该不遍以求斯道，以穷夫六籍之奥，未有不由此书也。所谓管辖六经云者，其以此哉！然自汉以来，老师巨儒发明大义，欲究讹舛，用心于此，人百其说矣。始以注解笺传为不足，则有训释义疏；训释义疏为不足，则有辩议拾遗。童而习之，耄而终之，其说不同，其欲明经一也。专门传授，习鲁章句自龚氏，齐章句自王氏，古文章句自张氏，凡篇之增者二，字之异者四百而已。其名不同，而其实则一也。然而是书，夫子所历者，非止一国也，故言非一时；指事者非答一人也，故举非一事，揆于道则其致一而已矣。而后世之耳目遑遑焉于此，惑乱而不昭，此何由也？其弊出于众君子之异论，支离荡佚，不究圣秘，辩于前则攻于后，入于彼则出于此，以是欲鸣于天下，取信于后世。呜呼，其果可信矣乎？虽吾亦未之信也。此无他，其所见也杂博，故其择也无禁，不以道心明，不以公心辩。传曰：「明明。蔽其明者，不见植木」。今物欲是非蔽其虑，矧曰能穷理乎？圣言犹大海也，诸儒言经犹以器测海也。故世以笺传穷经，而经益不可穷；以寻丈测海，而海亦不可测。诸儒奈何其嚣嚣乎？然则是经终不可穷耶？曰：奚而不可也？君子以理详之，以心约之。惟心之一，故思之深。思之深，故得之精。得之精，故守之坚。夫然后一趣于圣意，庶乎其不悖也。盖自宋兴，二三大儒知经之自者，亦尝是正其缪，论著其说，足以反汉唐之末流，而更晋魏之蠹植矣，惟其能以理详，以心得故也。虽然，君子于此反复而择之，平心而察之，君子犹有憾焉。窥其词于圣人之词，未必无合也，吾其可复言乎？穷其意于圣人之意，未必皆合也，吾其可无言乎？故略其词之所以可，又穷其意之所未可，论于斯，以备一家之载焉。吾非好胜也，好辩也，有不可已也。好事君子其详之。绍兴壬申九华子序。

七十而从心所欲，不踰矩。

君子之中庸也，君子而时中；小人之反中庸也，小人而无忌惮也。惟其时中，心则纵而矩不踰也；惟其无忌惮，则所以纵心者，乃其所以踰矩也。故君子之尽道也，其始求其不踰矩，而后求纵心，既纵心而后能不踰矩。乃若老庄非不踰矩也，专于纵心而已矣，所谓无忌惮者也。虽然，孔子七十而纵心，纵心何晚也？盖夫子自谓其道十年而一加进，故自志学而至纵心，益老而益妙，盖其中审，安之乐之，而后敢纵之也。岂若蒙庄之徒放荡其心而孟浪其行也？

吾与回言终日，不违如愚。

回于吾言，非求不违也，相视而莫逆于心，吾求其违而不得也。所谓于吾言无所不说者以此。

君子不器。

形而上者谓之道，形而下者谓之器。君子之道，岂专于形而下哉？将亦上达而已矣。故虽欲器之，不可得而器也。

学而不思则罔，思而不学则殆。

君子之学也，可以思而不可以徒思。惟其不明则不思，惟其徒思则思或至于难也。譬若井然，不能不汲，群汲则日竭，不汲则日废也。人何能使群汲之而不竭与不汲而不废也欤？汲之亦必有道矣，盖君子思出于不思，所思正而无邪也。彼徒学而不思，是井之不汲者也，是亦废而已矣。吾见殆与罔之病，难乎其免也。

攻乎异端，斯害也已。

辞而辟之者所谓攻也，攻之甚，逃墨必归于杨，逃杨必归于儒。

知之为知之，不知为不知。

知之为知之，此出于性之所自能也；不知而为知，此强其性之所不能也。故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，我无是也。

或谓孔子曰：「子奚不为政」？子曰：「《书》云：孝乎惟孝，友于兄弟，施于有政，是亦为政，奚其为为政」？

此必夫子在位之时也，不然，何自以施于有政答人乎？或人盖问孔子不为政，于此何为也，是以迹而求夫子者。夫子答曰不然，为政固有本，孝友施于政也。立政也，所谓身立则政立矣。岂吾身之外复有政乎？彼鲁之君乃以事为政，而忘其身。政本不治，未有甚于此时者。始于桓之贼兄，襄仲之夺嫡，而剧于三桓之乱鲁，政扰扰至是，岂天之祸鲁矣乎？抑鲁亡孝友而自祸也？故孔子以孝友为政者，凡欲正诸鲁也。

非其鬼而祭之，谄也。

神不歆非类，其何祝之有？

季氏使闵子骞为费宰，闵子骞曰：「善为我辞焉」。

当是时也，政在季氏，意必有以季氏之意而谕闵子者，使为己私邑耳。故闵子逆折之曰：「善为我辞焉」。冉有为季氏聚敛，附益之而不肯去，闵子虚位招之而不肯来，均孔门也，而贤不肖乃尔相绝也。

伯牛有疾，子问之，自牖执其手，曰：「亡之，命矣夫！斯人也而有斯疾也，斯人也而有斯疾也」！

传曰：命仁者命其成质，非语其运之变，名之也。故仁之质有成名，而运之遭有吉有凶。夫子之叹斯人者，仁之质也，亡之而有斯疾也，命之遭也。

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

趋舍之笃者众人也，众人中役乎物，则重在物；贤者不以物役中，则重在中。孟子曰：「物交物，则引之而已矣」。世未有与物交而不为物引者也。独笃道而静者不然，内无我，外无物，物我既融，其守全，其欲寡。彼其安于陋巷也，犹华屋也；彼其视箪瓢也，犹其鼎烹也。其奚不乐之有？或曰：「回不达则不忧，达则奈何」？曰：「回在陋巷，既不以为忧，虽达而受尧舜之天下，不以为泰也」。

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，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。

韩退之曰：「性之品有三」。吾谓性之本一也，复则正，荡则流，未尝有尧桀之分也，其品何从而三乎？然夫子复有上下中人之说，是独何也？此固才高下之辨，所以见其人之可否也。上焉者弗可强，可以语上者，中人以上而已矣。

司马牛问君子，子曰：「君子不忧不惧」。曰：「不忧不惧，斯谓之君子矣乎」？子曰：「内省不疚，夫何忧何惧」？司马牛忧曰：「人皆有兄弟，我独亡」。子夏曰：「商闻之矣，死生有命，富贵在天，君子敬而无失，与人恭而有礼，四海之内皆兄弟也，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」？

问君子，孔子乃以不忧不惧答之。及其既忧，子夏则又以何患无兄弟答之，是独何欤？孔子、子夏知牛者，畏祸浅中之人也。牛，宋魋之弟犁耕也。以魋之故，犁耕致其邑而奔齐，已而奔吴，牛之忧惧无能释如此，孔子告之曰：「汝内省而不病乎，虽有魋，何足忧也」？子夏告之曰：「汝待人恭敬如同兄弟，虽无魋，何足患也」？

子张问明。子曰：「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明也巳矣。浸润之谮，肤受之愬，不行焉，可谓远也巳矣」。

水之源，源者浸润之起也，而江河之患至于不障。病之淫，淫者肤受之始也，而骨髓之殆至于不治。巧于谮愬者似之矣，而谮愬不免于君子，而君子卒不行，何也？曰：是其中无浅暗之病也。众人之病，暗为蔽，浅为蔽，于谮愬移人而人竟不自知者，以其渐且微也。君子务明而远，则交乎一语而察矣，凡蔽我者尽故也。《书》云「视远惟明」。孰有视远而不明乎？

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，何先？曰：去食。自古皆有死，民无信不立。

人生而死，吾知其常；人而无信，吾不知其可也。昔者晋大饥，文公问箕郑曰：「救饥何以」？对曰：「以信」。以人情权之，疗饥必以食也，今不言食而言信，何预于救饥？箕郑之辞不已迂乎？盖郑之意为饥之甚，则晋国要其有死者；若无信，则遂无以为国也。此孔子去食存信之义也。

行之以忠。

此谓忠恕之忠也。孔子曰：「师也过」。所谓过者，意子张喜为绝物之行也欤？为政而绝物，则必有不忠者矣。如以忠行之，则为政之仁莫大于是。

君子成人之美，不成人之恶，小人反是。

韩退之所谓某能是，是足矣，以为良人善人矣。君子成人之美如此。某能是，其人不足称也；某能是，其智不足称也。小人败人之美如此。

其言之不怍，则为之也难。

言之不怍，则行之也难，故先行其言而后从之，不然其怍也。

太上无善，其次以为有善，其下乐名乎善。所谓无善者，盖无善名者也。惟无心而达乎善，善既立而迹不见，人无得而称焉，天下之善独归之，此所谓善善者乎！其次以为有善矣，故仁者人此者也，义者宜此者也，礼者体此者也，智者知此者也，信者伸此者也，唯其身之故其有也。其下此者，君子甚病矣。以吾之善，盖众人之不善，故引善而自名，是乃不善也。东平大夫宗家，以善福子孙，盖数世矣。然其善，亦太上之难名者也。因其宅所新而堂之，谓之善善，盖以无心而达乎善，善既立而迹不见者，以诏子孙也。叔氏可无勉诸？传曰：「善善乐其终」。盖掩其恶，宽其后之谓也。善善及子孙，盖礼其人，恩其世之谓也。斯非太上之难名，吾有憾焉。叔君如以斯善为难知，世之儒者反及之乎？叔君试往藐姑山见至人焉，往问之，愚言殆合矣乎？丁卯六月，侄九华子某记。